W020130419555020434131.jpg
首页>趣味史话

自古以来天子不观“起居注”,唐太宗李世民为何要打破这个规矩

2020年10月27日 09:18 来源:搜狐历史网

起居注是中国古代出现较早,具有实录精神的一种史类,是日后修撰帝王实录乃至国史的重要基础史料。

汉魏以迄唐初,史官、史家密书善恶,隐而不宣。孔子作《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可见,孔子作《春秋》,除留给后世史家“春秋笔法”外,还留下“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的自保之策。司马迁《史记》到其死后,“其书稍出”。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史官废置不常,偶遇形势安定,君主明达,史官方可有所作为。这就造成不少起居注均系后世追撰而成,而非当时缮就。而到了北朝末年,随着分裂局面行将结束,统一趋势日渐加强,史官密书善恶、隐而不宣的做法也渐被打破。待到隋文帝统一一南北之后,更是“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进一步压制魏晋以降,私家修史之风盛行的情况,收紧撰修国史的孔道,也为日后唐太宗等人强化集权,进而打破“天子不观起居注”传统做了铺垫。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的褚遂良:“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褚遂良答:“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太宗又问:“朕有不善,卿必记耶?”褚遂良答:“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

唐太宗显然对群臣的答复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帝王观览国史大有益处,善事固不须论,若有恶事,可以追忆前非,以为鉴诫,并一再提出观览起居注的要求,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翌年,唐太宗问监修国史的房玄龄:“前世史官所记,皆不令人主见之,何也?”房玄龄对曰:“史官不虚美,不隐恶,若人主见之必怒,故不敢献也。”唐太宗又说:“朕之为心,异于前世。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公可撰次以闻。”谏议大夫朱子奢上疏谏阻,称“陛下独览《起居》,于事无失,若以此法传示子孙,窃恐曾、玄之后或非上智,饰非护短,史官必不免刑诛。如此,则莫不希风顺旨,全身远害,悠悠千载,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观,盖为此也”。无奈争拗不过,房玄龄等只得删略国史,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进呈,唐太宗见其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隐”,于是对房玄龄说,“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耳,史官何讳焉!”命削去浮词,直书其事。

当然,对其索观起居注的深层原因,臣下也心知肚明,故而才删略国史进呈,并“语多微隐”。唐太宗还借题发挥,明令史官削去浮词,直书玄武门之变,同时却援引“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的典故来为自己不合道统、有悖伦理的行为辩护,暗示史官曲为回护,讳饰掩过,并借此成就一番“无畏于天,无惮于人而不掩”,尊重史官直书善恶之权的“帝德”,其为纾解心底的历史焦虑,可谓煞费苦心。

受唐太宗影响,唐宋君主多对起居注给予莫大关注。唐玄宗初即位,好观书,“尤注意于起居注”,“自先天初至天宝十二年冬季,成七百卷”,而且还出现了一种由玄宗兄弟岐王、薛王等轮日载笔而成的起居注新形式———内起居注。唐文宗也曾数次取观起居注。为打破“天子不观起居注”传统,强化帝王对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唐太宗及其后世君主们采用明尊暗降、分而治之的办法,来逐步分化、瓦解史官手中的“史权”,最终实现了从“索观”到“进御”起居注的目的。

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北宋初年,史馆修撰张佖向宋太宗进言,请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职,得到宋太宗允准,“置起居院于禁中”。事后不久,兼掌起居郎事的梁周翰又进言,请令起居郎和起居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记言动,“别为起居注,每月先进御,后降付史馆”。从之,“起居注进御,自周翰等始也”。至此,虽其后多有反复,但“天子不观起居注”的传统已基本上被打破。


【责任编辑:洛尘】
友情链接
关于我们 | 编辑信箱
凯风网版权所有   蜀ICP备16024791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45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