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之所以会困惑 因为总在做不确定的选择

导语

人生之所以会困惑 因为总在做不确定的选择

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出决定,并为之承担代价,本身就是成长的默认设定。

或许,我们永远都做不了那个“最好”的决定。但是没关系,你不必事事完美,只需要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一个合适的坐标系。"

你是否也经常对人生产生某种迷茫和困惑?

徐英瑾在《哲学家的10种生活提案》里解释过,人生困惑的其中一个本质就在于,人的生命是非常有限的,但人生又往往需要面对做各种选择的可能,而做选择的理由零零总总。哪种选择才是我们自己真正的价值观呢?

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个体,只不过是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价值观的一个容器。很多人活在世上,所做的选择、所做的决定,通常只是基于一些偶然的因素。

想要在这样的困惑与摇摆中找到一些确定性,是人生很重要的意义之一。也因此,理解自己究竟是如何做决定的,我们做出一种选择的过程究竟是基于何种理性或非理性的因素,是今天我们想要和你一起讨论的话题。

我们并不致力于推崇任何一种做决定的方法,仅仅是希望开启这样一场思维探秘,看看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短短几分钟的片段,可能隐藏着怎样的决策过程以及思维惯性。

01.

我们习以为常的做决定过程,

隐藏着明显的问题和局限

让我们先来设想一个场景:工作日的早上,你来到公司附近的星巴克准备买一杯咖啡再去上班。推开门,加入和你一样准备点单的上班族的队伍,耐心地一点点挪向收银台——现在轮到你了,你知道自己要点什么了吗?

很多人或许会下意识地说,“当然。我每天都点美式。”那么,为什么一直点美式呢?“因为我最喜欢美式啊。”

这种决策逻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依据自己的喜好作出决定,并将它作为长期的行为准则。

这个逻辑指向了实用主义(Utilitarianism),以及当代经济学研究中常被视作行为研究的根本前提——“理性人 (Rational Agent)”假设

我们会对生活中大小事物的效益进行判断和排列次序,并参考其高低作出相应的决定。

实用主义和理性人假设,为现代人持续变化的生活增添了诸多可控性和稳定感。基于这个明确的标尺,我们开始不由自主地依赖它去自动完成生活中大多数细碎的决策。

知道自己最爱的咖啡是美式,这为我们建立起了一个决策捷径,大脑因此省去了许多无谓的认知负荷(Cognitive Load):我们不用次次跨入星巴克时,都被琳琅满目的菜单搞的无所适从,而可以在点单时轻松自如地说出自己非常确定将会获得满足的选择。

久而久之,一套半自动化的认知和行为系统开始在我们的生活中扎根发芽。

对诸如买咖啡之类判断分明、直截了当的行为而言,我们不再将其视为一种主观决定,而是基于效益计算和理性机制,在不同情境下的一种“触发(Heuristics)”

然而我们还是会发现,生活中的大多数决定远比买咖啡的例子复杂得多。以小见大,我们也能因此发现,这种做决定的方式在更广泛的生活决策中将会产生的盲点:

越是重大的人生选择,我们权衡利弊时要考虑的变量就越多,继而越难获得一个排序分明的效益判断,或者可以放心倚赖的“下意识”。

与此同时,面对复杂的决策时,我们的行为也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理性。现在也已有很多理论学者开始注意到这种“非理性”行为决策的影响。

以“婚姻”这个复杂的决定举例,基于先前理性人和效益至上的假设,人人都会希望最大化自己在婚姻中的收益,进而寻求尽可能幸福的婚姻。

但究竟用什么标尺来判断何谓能所及的“最幸福”婚姻,我们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停止继续寻觅“更好”的伴侣呢?

经济学家们继而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概念:在婚姻这个本身就无解的问题上,与其盲目为了追求“最好”而浪费青春,不如根据现有的标尺和可控的外在条件决定何时踏入婚姻的殿堂。

同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也证实:在面对过于复杂的情境时,人们更倾向于使用已经建立起的 “触发”来做决定,从而避免所谓“脑容量不够”的情况。

即便这些“下意识”常常会指向错误的行为,人们在事后却还是会自圆其说,让它看起来合情合理、逻辑自洽。

这揭示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尽管实用主义和理性人假设在我们的决策中有如此大的局限性,很多人依然毫不怀疑,并且身体力行着。

只有在与他人和社会价值观产生交互和摩擦时,我们才被迫正视和反思自己这些“理所应当”的假设。

比如之前我们写过的网友对选择北大考古系的“留守女孩”钟芳蓉的惋惜和讨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钟芳蓉的选择打破了大多数人所持有的经济收益至上的行为准则,由此才在轩然大波中激起了集体层面的不安和思考。

现在我们不妨来回想一下前面我们假设过的场景:在踏入星巴克时,你会意识到自己即将做一个决定吗?

倘若我们能从连贯的日常中偶尔抽身,从惯性下几乎黏合的过去和现在中去捕捉一两个瞬间,并且问自己“为什么我要做这个决定?”,或许我们就可以逐渐分辨出我们早已习惯、却值得重新思考的行为准则。

当它们失效的时候,我们也就不会被它的局限性所困扰。同时,也有可能得到帮助我们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

02.

我们认为“最好”的决定,

往往只是“他人认为”最好的决定

回想一下,自己第一次踏入星巴克、或第一次品尝咖啡的你,是如何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咖啡名单中做出选择的?

或许你是听朋友推荐、看大众点评、向咖啡师询问各种咖啡的口味——无论哪种,你在点单的当下都只能基于外界信息进行评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然后作出选择。然而由于信息本身的主观性和不完整性,你也要同时承受可能选错的风险。

同样,生活中的大多数决定,实际上都发生在我们能够亲自体验并作出精准判断之前。

选择咖啡时的“不知情”及可能选错的风险其实无足轻重:就算点成了自己完全不喜欢的拿铁也没什么大不了,毕竟只要再试多几种口味,总能找到自己最钟意的美式。

然而戏剧性的是,面对同样的“不知情”,我们在重大的人生选择面前却会怯缩;因为我们能够试错的机会更少、要担负的责任和代价却相对更大更多。

美国历史学者Joshua Rothman在《纽约客》杂志上诙谐而坦诚地讨论过成为父母的过程,认为决定要孩子其实是个“至关重要,但又无法准确预知对个人生活的意义”的事——

虽然几乎每个女性都会认同,成为母亲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经历之一,但对年轻的姑娘们来说,这个尚未经历的体验仅仅存在于“过来人”的经验话语之中。

你可以极尽想象即将养育孩子的充实和幸福,但在真实体验到之前,年轻的女孩们就要先鼓起勇气去承担怀胎十月和分娩的辛苦。“成为父母”这个重大的人生决定在时间轴上被拆分成一系列连续的动量事件——夫妻商讨、备孕、怀孕、分娩——伴随新生命的最终诞生,社会的道德责任机制自然而然地把年轻的夫妇们带向为人父母的新阶段。

Rothman打趣道,自己无法准确指出到底是何时“决定”要做爸爸的。如此重大的人生选择如果只需要拍个脑门儿,也实在让人不安。

时间的前后错落使我们借助外界信息做决定成为了一种必然,而越是让人因为“不知情”而手足无措的重大决定,则更让人不得不转向周遭寻求任何可参考的经验。

但是,剥茧抽丝地看,我们所寻求确定性往往趋向的并不是“最好”的决定,而是“他人认为”最好的决定。

你是否也体会过在做决定之前多方征集意见,最后却发现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的经历?

这或许说明,决定的好与不好、正确与错误并不是绝对的概念。在不同的情境中有着不同的指向,而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性,也都为它赋予了独特的见解和定义。

混淆他人与自我认知中对“最优”的理解,绝不仅仅发生在我们个体身上,它甚至频繁出现在跨文化、跨群体的政策中。

美国经济学家William Easterly一针见血地分析过美国红十字会带着先进的西方技术和物资带去发展中国家却连连碰壁的糗事:捐赠给因为贫穷而长期营养不良的饥民们的补助金,却被他们全部花在了购买白面包、巧克力和酒上,而不是营养价值更高的鸡蛋、牛奶和牛肉;为了解决非洲部分地区由于持续高温而疟疾成灾的防蚊帐,却被灾民们随手就改造成打渔网。

这些令人哭笑不得的行为恰恰证明了:美国人所断定的“最优决定”——即追求健康和摆脱疟疾——并不受到当地广大群众的认同;相比之下,他们更渴望可口的食物和更好的捕鱼工具。

暂且不论这样的选择是否有改进的空间,但若一味地输出主流语境里已垄断的“最优”定义,只会导致传输者和接受者两败俱伤的结局。

或许在相对不确定的环境中为未来做决定、并为之承担责任,本身就是我们成长的默认设定。

如果我们忽略了外界言语本身就具有主观性,就会对它去指导我们做决定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

“群体思维”常常裹上“经验之谈”的糖衣,让我们常常忘记了自己是生活电影的主角,也忘记了不管大小的人生决定,我们都有探索和踌躇的权利,也有承担其后果的能力。

不要再把大部分的问题当作是非题——而答案却总不在你自己的手上。

像佩索阿(Fernando Pessoa)所说的那样, “我们并未厌倦暂时持有他人的观点,而只是体味他们的闯入,并不去步他们的后尘。”

03.

其实,我们永远做不到那个“最好”的决定

那么,你为什么最喜欢清苦的美式,而不是更香浓的拿铁呢?

过于强调决策过程中的个体性,也是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我们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人都切身感受着庞大的社会框架在我们日常空间和生活中的展现,在世界的客观视角与主观视角之间小心地徘徊。

那么或许我们可以回到源头,审视我们的偏好究竟是如何建立的:置身于一个社会大框架之下,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到底有多少选择的自由?

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布尔迪厄(Bourdieu)就此提出过一个颇具争议的“惯习(habitus)”的概念,即人们在社会中被阶级分明、高低立现的价值和物质体系所固化和体制化的习惯。

在布尔迪厄看来,我们所从属的阶级地位和社会背景严苛地裹挟了我们能够想象的可能性,从而限定了我们最终可以做出的决定。

惯习的概念超脱出了个体性的禁锢,变成了一种集体层面的体现。

例如我们的言行举止、审美、口味、性情喜好等等看似私人的属性,在布尔迪厄看来都是一种社会分层及其所属的文化资本在个体层面的投射,并最终导致了“区隔(Distinction)”。

比如人们对文学艺术的认知。同样出生在法国底层工人阶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Didier Eribon)就借用布尔迪厄的观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坦白道,“艺术爱好者的这种’高级’,指与其他人在自我构成上的差别,指人们对自己的眼光与对其他人(那些’没文化’的、‘低等’阶级的人)眼光的迥异”。

而他自己毕生都在竭尽全力地通过“自我再教育” 进入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社会阶级,远离过去的一切。

在布尔迪厄看来,饮食选择方面也是如此。随着社会等级升高,“热量高的、脂肪多的、增肥的但也便宜的食物的比例显著降低,而脂肪少的、清淡的(容易消化的)、而且不易增肥的食物的比重则增加”。

这也部分解释了近年来风靡都市圈的 “轻食”概念餐厅往往只存在于以中产阶层为主的大城市,而鲜少出现在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原因。

这些论点引发了我们对咖啡偏好的再思考:为什么越来越多人钟情于清苦的美式?明明在大家以往的认知中一直都是偏好甜多过苦——不然也不会有“苦尽甘来”、“先苦后甜”的说法。这种口味上的变化,有多少来自个人选择,又有多少来自所谓社会分化下的“区隔”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无足轻重,实则反映了个体在做出选择时无可逃避的某种社会桎梏。它或许并不会改变我们对事物的偏好,但却会让我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往往来自于个人与社会之间一段暧昧的灰色地带。

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就不会如同布尔迪厄所说的那样,无谓地与社会共谋,显化阶层和地位之间的区隔。

更重要的是,从此能够相对宽容地理解自己或者他人为何做出这样那样的决定,而不对他人的人生选择指指点点,也获得多一点对自己人生的把握。

归根结底,我们可能永远都做不到那个“最好”的决定。但是呢,没关系,人生并没有标准答案,也不必事事完美,你只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生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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